自然的世界好像一块麦田，人来人往，就像一群麦客。
麦田、麦穗的语境所指和寓意包容，智者常有感慨，土地、粮食的场景指代和意象转化，哲人多有感触，操劳、收获的现实关系和精神联想，世人深有感受；麦客作为一个非常具体的名词，不生联想地感受农业生活时期自然生存的现状。即使时过境迁，人事皆非，实际的麦客不在，然而，伴随工业文明进程的现代意识的社会机制形成之前，实在的感受依然。
“麦客”特指关中大地季节性为他人刈麦的农民，适逢收获季节，一些家庭的劳力便会外出他乡，走上数十里或是上百里，自带工具自带干粮，受雇为需要劳务之人刈收田间作物。他们之中有些人是在忙完自己手上的农活之后外出，有些人是在返回之后再顾及自家的农田；有些人家中尚有劳力维持，有些人自家并无迫切的农事牵挂。旨在季节性的财路之上为贫乏的生存现状添一些生机，始终是在寻找付出，收获似乎永远是为他人的事情。
对“麦客”的文字记载和传说早已有之，作为专题的摄影图集则是工业化技术的产物。专题的完整性既要依仗单幅图片文本语意的可靠性，也要依仗多幅图片文体叙述的延展性，还要依仗空间采集的资料数据，仍要依仗时间定格的文献符码。兼备记录与纪实的双重性；兼备新闻报导的锐意与观察阅读的要点；兼备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意义；兼备采者的手法与辑者的手段，整体的活动让人们享受现代社会技术时代综合效应的成果。
侯登科两年前出版了以摄影记录当代中国关中农民夏收季节外出帮工的画册——《麦客》（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年）。侯登科拍摄农民生活的作品范围很广，早在1989年浙江摄影出版社已经为他出版了一本个人摄影作品集，图片展示的是陕甘地区乡民的生活，其中包括与刈收相关的照片，这些作品与其它同类表现乡村劳作的照片并没有什么差别，经摄影家本人的介绍，大家知道了他的镜头注意到了“麦客”这一特殊的称谓和实际的生存现状。生活中的用心是各式各样的，经过一段案前案后的准备工作之后，侯登科开始用相机记录“麦客”季节性的辛苦劳作过程，几年下来，积下了很多图片，然后结集成书。
“麦客”属于农业生活形态中一种现象，很久以前出现于陕甘宁地区。特殊的地埋原因造成自然的地产不均，加之历史的原因造成的差别和人人之间出现的差异，自然生活的进程，分工分化时有发生，帮工雇佣的现象更是时时处处都有，然而，像黄土高原这样如此规模的候鸟效应，素绘勾描出封建传统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本相，今天却鲜以为见。
封建国家的仁义道德麻痹人们的精神，重义轻利的说教分化普遍的和现实的权益，皇天在上，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长期停留在自然的农业生活形态之中。权益就是道德，只讲封建主的利益和统治者的权力的道德都是剥削。别再把大家当“农民”。
以乡村为原点向城市发展到以城市为原点向乡村辐射的工业化时期，现代社会由依附于国家统治的行业概念过渡到平等合作的职业理念，摆脱相对价值语意之下的身份意念过渡到绝对价值语义之下的身位意识，改变以往的用工模式和年终物值结算的方式。职业是文明社会的标识，别把农民不当职业。
当以国家主义分化社会权益的时候，当继续把农民归为另类户籍的时候，事实上就是把大家当农民，就是把农民不当职业。
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从提倡“安常守顺”到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适者生存”是肯定的，但是，无论是生态环境还是形态环境，“存者之适”才是现代社会思考的命题。家天之下统辖着经济的命脉，依附的概念摆脱不了寄生的寓意，也摆脱不了身份的制约。如今虽然是改制转型，农业生活形态之中的生存意识，还是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改变，不是从问题的角度思考农民的转变。“平等”是人人关心的权益。
侯登科1950年出生于陕西凤翔，19岁从农家参加铁路工作，从做普工到专职宣传，30岁开始从事摄影，2003年2月患癌症病逝。影绝黄尘，身退黄土。
六年前编写一套摄影画册，专程向各地摄影家征稿，经朋友介绍，我去过陕西临潼侯登科的单位和寓所。在他的单位，他把图片翻检了出来，有冲洗出来的菲林，也有洗印出来的样片，虽然没有经过仔细的整理，但也单张分类地做了大体的区别。在他之前和之后见过的几位摄影家，大都是这样一种情况，有的为了征稿看起来方便，特意提供了观片器和放大镜。我已经记不住侯登科是不是也向我提供了这两件东西，反正我也不用。在还算比较安静的办公室内我整整地看了一天，在观看的过程中，侯登科时不时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时不时地走过来就我看到的照片不经意地说一些有关的话题，更多地是我向他的发问。一天看下来，在几千张图像中挑选了百十幅，我请他专门为在编画册的印刷把这些图像精心放大一下，之后把放大的照片寄给我，他说没有问题。在约定的时间没有听到他消息，打过电话去，他说：“很抱歉，不准备向在编的画册提供这些照片了，有一些原因我也不好说，你能谅解呢就谅解，不能谅解呢我也不准备做解释，就这样吧”。我只好说：“没关系，你以前给我的几张图片我就用一下吧”。好在这事出现在案头的实际编辑工作之前，要不然调整起来就会有些麻烦。一年之后，在北京碰面时，他又把在电话中说过的话重复了一次，我回说不提这事，聊天喝酒。因为我不能喝酒，也没有在意他的酒量。大家也只是谈论着一些与摄影有关的有意思的话题。
对于摄影我不是圈内之人，因为有几位摄影界的好朋友，所以习知了一些摄影之内的事情。侯登科在摄影的圈内和圈外颇有影响，摄影的履历以及相关的活动，业内人士会列出汇总的报表，并会结集理论的评述，以了解侯登科作为摄影家的“职业”生涯。
侯登科的本职工作是为既定的国家事业做宣传，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去拍自己感兴趣的照片。翻阅过侯登科的照片，视觉范围很广。既有新闻也有纪实，新闻的与纪实的图片一样的“拥抱人生犹如拥抱刺槐”（侯登科语）；既有城市也有农村，城市的特点虽不明晰，农民的烙印却非常明显。如其所言：“我诅咒过自己千百次，我却真是个农民”。
侯登科经历了农业时代向城市文明的转型期，经历了这一特殊时期身份地位转变的艰难过程。记得那次征稿与侯登科一天的相处中，他对我说了这样一件事，事情发生在他们初中同学的一次聚会上。他说他在读初中时，班里的同学大都是农业户口，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是农民。在这次聚会的时候，很多人的身份都起了变化，包括他本人。同学多年不见，相聚时自然高高兴兴，这时一位依然是农民身份的同学挑着行李走了进来。侯登科的形容是，先看见了扁担的一端挑着的行李，然后才看见走进来了一个人，仔细一看是旧时的同窗。心中顿时平添几分凄凉，无以言表。寒暄问候，接下来是陆续到来的同学之间忙于周旋，待初时的喧闹过去之后，人们再找这位同学时已经找不到了。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已经悄悄地回去了。可叹的是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走来的，谁也不知道他走了多少路，谁也不知道他走了多长时间。热闹的情绪一时陷入了低调。侯登科知道是另类户籍的桎梏让农民活的提不起精神，侯登科的图片仿佛也是在质问农民离一体化的职业社会有多远？基于农民的良心和出于现代社会的理念，质问农民的身份和农民的命运如何得以现代社会意识的根本转变？
侯登科专职和业余的身份是当代人职业摄影家的记忆；侯登科农民和工人的身份是当代人社会转型期的记实。随着“定焦”、“广焦”和“变焦”的引进，改变思考的空间。人类的技术就是人类的心情，人类的心情就是人类真实的记录。现代人无以今天的遗憾追踪过去，告诉后人我们的昨天，现代人能够做的只是以昨天的遗憾重视现在，告诉后人我们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