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说的王文澜
鲍昆
在众多的摄影人中，王文澜的摄影实践可能是最难分析评论的了。它在新时期的整个摄影历史中，是个名声赫赫的人物，但他既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纪实摄影家，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新闻摄影记者。他没有让批评家特别注意的主题性的纪实摄影案例，也没有像与他的同行贺延光那样重量级的、成为历史象征的杰作，比如“小平您好”和“SARS病房”与“ 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等。但王文澜作为一个存在和影响，却一直令人无法忽视。他的名字贯穿了整个这个时期的历史，是一个不得不谈的人物。
王文澜和我们一样，都是从文革后一起出道的一代。甚至，他在此之前也就是文革中接触摄影的经历，也和我们这一代人大同小异。大家熟悉他，也就是他初次给人留下印象，是在四月影会的展览上。王文澜那时高挑、清瘦，白皙的脸上支着一架眼镜，显得像个书生，但那时他一身戎装，还是军旅中人。他写得一手好字，第三回《自然·社会·人》展览的图注说明标签都是他写的。他在筹展现场属于最忙碌的，拿着一只翘弯了笔尖的钢笔，被急火火的人们呼来唤去。他总是笑眯眯的，那个笑十分有特点，像画家笔下的漫画，充满亲和力，以至于后来我一听到王文澜的名字，首先想到的就是他那张笑脸。
1982年春节，北京的一群年轻摄影爱好者相约去河北霸县拍摄新春花会。王文澜和他的哥哥王文波也同行，还跟着与他形影不离的郭建设。那次乱哄哄的，所以也未对他们怎样拍照留下印象。不过那时我们都是香港摄影画报和摄影艺术杂志的投稿者，所以彼此的专业认识倒是从那个平台上得到的。记得那时王文澜投稿的作品风格比较杂，有纪实性的，也有艺术性的，好像艺术性的小品较多。一幅显然是他非常喜欢的麦芒上挂满露珠的作品《眸与睫》，发表在许多地方。那时他已经到了英文中国日报（China Daily）工作，是个当时令我们十分羡慕的工作。他在中国日报的工作很快成为大家相互见面的话题，因为当时正是思想解放的初期，对于影响了现代中国几十年的新闻宣传摄影，正在引起关于它的重新定位的讨论。王文澜一下子进入这个极其耀眼、引人注意的、带有国际性（英文）的报纸，自然有些站在聚光灯下的感觉。那时，现在经常被老辈新闻人所缅怀的新华社蒋齐生先生，率先发起对新闻摄影的功能价值讨论，其意在颠覆笼罩在新闻摄影之上经年的政治工具论影响。现在看起来有些幼稚可笑的话题，比如“抓拍与摆拍”、“新闻摄影艺术性”等问题，在当时其实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王文澜不是一个有理论情节的人，所以当时听不到他在那场热闹的论争中的声音。但他却是一个不声不响的实践者，做出了一些动静不小的动作。作为一个新的年轻新闻摄影师，“摆与抓”对他根本就不是问题，“抓”是肯定的。真正的“动静”是中国日报在头版推出了大幅的压题照片，这倒是中国报业史从未有过的新事物，是中国报纸开始走向现代性和视觉化的开头之举。今天回忆此事，王文澜谦虚地说，这个选择是当时的报纸主编冯锡良的创意，他只是执行者。不过那时王文澜每天积极地为头版的这幅大照片拍摄、奔忙，和宣传，则对整个首都和全国的报业观念更新，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所以，今天说王文澜是新时期新闻摄影的推动者是毫不为过的。
王文澜再一个整出的“动静”是“现代摄影沙龙”。这是一个继四月影会之后的民间摄影团体。1981年后，四月影会在组办了三期摄影展览“自然·社会·人”之后自行解体，让本来极具活力和民主化的民间摄影运动中止了。王文澜曾经也是四月影会中的活跃分子，他对四月影会那种自由和民主的氛围十分迷恋。1985年，他带着助手郭建设积极找旧友洽商提议，是否重新组织起来，重建四月影会的自由精神。在他积极的游说下，居然在那年将已经星散的原四月影会主要骨干力量整合，成立了现代摄影沙龙，就是后来的中国当代摄影学会和再后的世界华人摄影学会前身。现代摄影沙龙一共举办了两届展览，其中就有著名的1986年的《十年一瞬间》展。这个组织在整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中国摄影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包括举办的1988年的国际新闻摄影周、珠海研讨会等活动，所以说王文澜作为启动者所起的作用功莫大焉。
作为王文澜自己的摄影实践，多年来一直是众人议论的目标。议论的焦点是王文澜是否是一个纪实摄影家？因为上世纪八十年后半期以后，中国开始了本土的纪实摄影运动。过去对西方纪实摄影的一知半解，在八十年代末期随着中国人民大学肖绪姗老师在大众摄影杂志上发表的连载介绍，许多年轻的摄影人已经对这种样式的摄影有了初步概念性的理解，就是在专题性的报道摄影中诉诸强烈的社会道德关怀情感，对发生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利用摄影进行质疑和鞭笞，与对一个社会特定群体和阶层进行现在看起来带有“观念”性的思考。进入九十年代，在深圳现代摄影杂志李媚等人的积极推动下，一大批纪实摄影作品和摄影师形成规模。在这个大潮中，王文澜并不身在其中，因为他没有相应的实践跟随。他仍然在“新闻摄影”领域徘徊。但他也没有让社会振聋发聩的新闻摄影作品面世，和他的好友中国青年报的著名摄影记者贺延光佳作不断的状态渐渐拉开了距离。在九十年代初期，发生了一个圈内人知悉的“事件”。这个“事件”一方面影响了他继续进行新闻摄影探索深化的进程，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在挑战新闻摄影禁忌方面所作的贡献。这个“事件”的起因，是王文澜在采访重要新闻任务时试图捕捉更丰富的人物性格表情，以求新闻摄影的人性化表现。中国以往的新闻摄影观念，是简单的任务式的宣传规范。在这种观念下的新闻摄影样态，无非是一幕幕例行公事的“场景”，新闻人物也基本属于构成“场景”元素的政治木乃伊，并非有血有肉的“人间”人物。王文澜希望通过自己的摄影让政治人物走下神坛，是他多年来的梦想。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国际著名的华人新闻摄影师刘香成先生交往时，看到过这样的新闻摄影作品，从此深刻地影响了他。但这一美好的愿望没有能也不可能完成了。
不过王文澜在报道摄影上还是颇有建树的。1985年，王文澜和他的三位同胞兄弟联袂在中国美术馆推出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展览《广场漫步》。这是一个以天安门广场作为背景的纪实性的摄影。但他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实摄影，因为它并不具有纪实摄影强烈的主观“观念性”，只是一个对美好现实场景咏叹式的小品摄影集群。以王文澜为首的王家兄弟们在这次展览中，表现了远远超出当时摄影界水准之上的摄影纪实能力。他们将一个完全政治性的广场拍得活色生香，充满人间凡俗的温馨之气。这个广场在王氏兄弟眼中，是一个包容万象的舞台。国家庆典的欢腾游行、军事钢铁的夜间演练、白天情侣们的情意依依、晚间遛鸟的北京爷们儿们，以至于金水桥上的大碗茶摊档和广场上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的戏耍游戏，都以活泼生动的影像全景式地呈现了。一个坚硬强大的政治广场在这些影像中消解，人民主人的概念凸现。这是王文澜兄弟们的浪漫，是他们潜意识中的政治理想。其中有一幅巨型吊车正在装卸广场马恩列斯画像的场面，给我印象极其深刻。它暗喻了一个新的时代正随着斗转星移变化，是这组作品中的精品。
《广场漫步》这种小品摄影集群式的报道摄影范式，后来成为王文澜摄影的一种风格。这是一种以时间为纵向连接，以某一特定题材面为横向结构的报道摄影。《广场漫步》之后，王文澜推出的是《自行车王国》，他希望以自行车作为媒介，表现国人生活的一段历史。遗憾的是，王文澜在这个有趣专题的观看记录中，以过分乐观的情调浪漫化了自行车这一本来十分复杂的历史符号。我们看不到作为历史器物文化的自行车和上面的人们在历史局限中无奈的一面，也看不到在现代汽车文化滚滚逼迫下他们的紧张和焦虑，所以它不是一种从深层思考下应有的对历史的叹息，反倒像是对过去一段复杂情感的简单的悠然图式。乐观化地观看图饰现实，是王文澜那一代新闻摄影人的岁月硬伤，或许是长期宣传管治下培养的无意识，却成为阻碍他们成为真正丰富历史情感见证者的可能。王文澜还有一系列的这样选题，如果不能突破这种阻碍，那么它们还是一系列没有痛痒的、不错的技术化的报道摄影，却不能再努力一步进入纪实摄影那种感人心魄的高度。
王文澜在新时期摄影史中，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代表性人物。他和他们那一代新闻摄影人有着黄金般的历史机遇和辉煌的成就，却也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包袱，后期一直阻碍他们与时俱进地走在生活历史的前面，以至于在他们的荣誉和实践之间也总是存在一段灰色的地带，成为批评者们不好说的一段盲区。我试图说透它，但很吃力。
2007-7-1
以下是王氏兄弟的《广场漫步》
